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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法學理論盤點:重點研究民訴法理解與適用問題

  【原標題:重點研究民訴法理解與適用問題】   □著重研究誠實信用原則的理解與適用,建議在實踐中慎用   □關註小額訴訟、第三人制度及非訟程序實施問題並提出完善措施   □聚焦公益訴訟、立案制度改革中的關鍵性問題,並提出建設性建議   □呼籲完善證據規則、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儘快制定民事強制執行法   2014年,對於修改後民訴法實施中遇到的問題,理論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導民事訴訟實務。    關於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是修改後民訴法新增的訴訟原則。結合民事司法實踐,學者們從理論的角度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適用進行了研究。   對於民訴法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對象問題,實務界及理論界認為,在中國特有的司法環境下,該原則主要適用於當事人。對法官不誠信行為的限制可以通過上訴、再審等制度予以實現。為了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學者認為,應當對該原則的內容進行細化,即法官對當事人不誠信行為的解釋應當予以具體化,與“真實義務”相結合起來。同時提出,由於當事人自治以及程序保障等理念尚未充分融入司法理念當中,如果該原則被過度適用可能出現與立法目的相反的結果,因此在實踐中應當慎用。   也有學者提出,觀察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情況,應從具體制度來看。至於判斷是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是以“主觀評價”為主還是以“客觀評價”為主,還須深入研究。   關於公益訴訟   關於“公益(訴訟)”的界定。由於民訴法僅規定了“環境污染公益訴訟”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公益訴訟”兩大類,所以司法實踐中僅將上述兩類作為受案對象。而其他一些涉及不特定主體的案件,由於不在上述公益訴訟之列,未能得到法院受理與司法救濟。因此,現實中普遍反映對環境污染相關的訴訟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的訴訟,如何界定其是公益訴訟還是私益訴訟,標準並不明確。有學者提出,不宜以案件的性質或者類型來確定是否是公益訴訟,或者是否屬於“公益”,應當根據侵害行為針對的是“特定主體”還是“非特定主體”來加以區分,這樣界定既清晰明確,也能解決針對其他不特定主體的侵害行為不能歸入“公益訴訟”的問題。   關於公益訴訟的訴訟請求。對於上述兩類公益訴訟,從訴訟請求的角度來看,並不是所有涉及環境污染以及消費者權益損害的事件均為公益訴訟。學者們認為應當註意區別以下三種情形:一是區分對人的損害與對環境的損害;二是區分環境公益訴訟與代表人訴訟;三是區分補償性損害賠償請求和懲罰性損害賠償請求。學者們認為,對人的損害不應通過民事公益訴訟要求損害賠償,可通過代表人訴訟制度實現賠償請求。   關於行政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適格問題。對賦予行政機關“公益訴訟原告適格”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實踐中不好操作,因為這涉及行政處罰與訴訟救濟的銜接問題,對此還需進一步研究。從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來看,具有環境保護職能的行政機關能否提起公益訴訟沒有明確規定。對公益訴訟是否適用調解原則,有學者認為“如果明確區分了對人的損害與對環境的損害”,則對人的損害部分可以進行調解。   關於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主體適格的問題。從民訴法實施以來的情況看,到目前為止效果似乎不是很明顯。有學者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就其監督職能而言,應當有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有學者表示,如果將民訴法第55條中“法律規定”理解為需具體地對檢察機關公益訴訟權能明確加以規定,則檢察機關尚不能就任何公益訴訟享有提起訴訟的權力,因為目前尚未有法律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總體而言,在這一點上有一個解釋論的問題。    關於小額訴訟   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民訴訟修改前人們對其寄予很高的期望,甚至有人設想一旦設置小額訴訟制度,則進入民事訴訟的糾紛中約有30%以上會通過小額訴訟程序加以解決,必將大大提高糾紛解決的周期和效率,節約大量的司法資源。但修改後民訴法實施兩年多的情況表明,只有很小一部分案件適用了小額訴訟程序,大部分案件仍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無疑是審級設置問題。無論是爭議數額、案件類型,都與審級設置有直接關聯。學者們認為,小額訴訟程序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權利救濟問題。由於實行一審終審,當事人沒有了通常的權利救濟程序,加之司法地方保護、司法腐敗的深刻社會印記,使得當事人會更多地借助於涉訴信訪或再審途徑來尋求非常救濟。因此,學者們普遍認為,小額訴訟程序的審級設置應當與具體案件類型相結合,如果將之設計為一審終審的話,應當在一審終審之外再附加異議程序。對於是否要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應當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同時,由於小額訴訟程序與簡易程序的審理方式幾乎相同,因而應加強對國外相關制度的研究,並作出明確的區分,進而體現出小額訴訟程序的獨立價值。    關於第三人制度   第三人撤銷之訴為修改後民訴法新設的制度,該制度一經出台即引起關註,實務界也對該制度的運用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學者們除了關註“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適格”“第三人撤銷之訴與其他案外人救濟制度的銜接”“第三人撤銷之訴與檢察監督”等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對第三人制度尤其是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研究的新變革。有學者提出,在增添第三人撤銷之訴制度後,對於設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的目的可以從兩個角度來進行解釋:一是從實體法律關係的角度看,其目的是著重於保護第三人的實體權利與糾紛解決的一次性。二是從程序利益的角度看,創設了一種程序性的第三人制度,即第三人參加訴訟是為了保護其程序性利益或權利。   從司法實踐來看,第三人撤銷之訴在適用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該制度適用的司法統計不精確,立案適用的案由不統一、立案後的審理程序參差不齊、對於當事人的訴訟地位的排列不統一等。上述種種不統一現象給學術界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學者們認為,最高法應儘早出台相關規定,統一標準,以解決一些地方“同案不同判”的問題。    關於立案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製為立案登記制,對法院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實際上,早在民訴法修改時,就有學者建議變立案審查製為立案登記制,並提出了具體設想,有的建議已經非常成熟。   在《決定》對立案制度提出改革要求後,學者們對這一制度進行了充分討論。實務界的法律工作者擔心在改為立案登記制度後,法院能否承受降低起訴受理門檻所帶來的壓力。而學者們認為,只要制度設計合理,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立案登記只是降低了起訴條件,並不等於不對訴訟要件進行審理,在立案後對訴訟要件進行審理能將不宜進入實體爭議的案件予以排除,這就需要建立訴訟要件審理制度,即規定:原告向法院起訴,有明確被告的,應予立案登記。起訴和受理改為起訴和立案。起訴應當向法院遞交起訴狀,起訴狀應有明確的原告和被告,同時應當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法院對原告的起訴應予立案登記。立案登記後,法院應對原告、被告是否為正噹噹事人,案件是否應由法院主管,是否屬於本案管轄,是否屬於重覆訴訟等訴訟要件進行審查。對不符合訴訟要件的,裁定駁回。在立案登記時,訴狀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令其更正或補正。不予補正或更正的,裁定駁回起訴。由於立案制度由立案審查制改為立案登記制,建議法院不再設立案庭,改為“櫃臺式”受理當事人起訴。起訴立案的事務由司法行政人員予以辦理,需要駁回起訴的,由司法事務人員予以處理。    關於非訟程序   關於非訟程序,學者們主要針對擔保物權的實現程序進行了研討。   擔保物權的實現程序自修改後民訴法施行以來,實踐中遇到了不少問題。主要有:申請主體不明確、申請條件不確定、對被申請人的權利救濟不足。基於以上問題,學者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擔保物權的實現程序:一是申請主體不應該只是擔保物權人有權申請拍賣、變賣擔保財產,應進一步擴大申請主體,將出質人、留置債務人、抵押人囊括進來。二是應對被申請人濫用異議權進行制約。因為對被申請人異議的審查標準為形式審查,並不審查異議的真實性,被申請人可能隨意或惡意提出異議,阻礙擔保物權順利實現,因此必須予以制約。三是在執行程序中,設置擔保物權實現程序與執行程序的對接機制。被申請人在提出異議後的限定期限內提起訴訟的,法院應當裁定終結擔保物權實現程序,對於逾期提出異議的,不影響法院作出准許拍賣、變賣擔保財產的裁定。四是如果擔保物權實現程序損害擔保人利益,構成惡意擔保物權。   關於完善民事訴訟制度   《決定》對進一步完善民事訴訟制度、保障公民民事權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改革措施。   關於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無理纏訟行為的應對措施,學者們認為,應當通過嚴格執行民訴法第111條關於妨礙民事訴訟強制措施的規定,對虛假訴訟和惡意訴訟的行為進行懲罰。同時對濫用訴權、無理纏訟的行為,應當明確規定禁止重覆訴訟。   關於完善審級制度,合理定位一審、二審功能,完善再審制度。學者們建議,為進一步確立以一審為審判中心,強化一審的審判功能,應改革和完善二審程序,使其重在解決事實法律爭議。在一審程序中,法官應對案件中所涉及的重要事實或主要事實向當事人行使釋明權,在法院行使釋明權後,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未主張的事實,在二審程序中不能再次提出。同時,進一步完善再審程序制度,堅持依法糾錯,只有符合民訴法規定的再審事由,才能啟動再審程序,並建議對再審事由做進一步調整。   關於完善證據規則,健全證據制度。學者們表示,為了完善民事證據制度,建議在民訴法中明確規定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規定證人作證前應當進行宣誓,並對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或出庭作偽證的證人採取民事訴訟強制措施。建議增加“認證”的規定,即在質證過程中或者質證程序結束前,法庭對當事人之間存有爭議的證據材料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作出認定,明確法庭能否把它們作為證據使用。為了保證法庭查明事實,應明確規定證明妨礙制度,即規定當法庭命令持有證據材料的一方當事人提供而該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的,法庭可以認定該證據材料的內容不利於該當事人,並可以推定對方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成立。   呼籲儘快制定民事強制執行法。學者們認為,為響應《決定》的要求,當下首要任務是制定民事強制執行法。目前,關於民事強制執行法的立法建議稿已經有了初步框架,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儘快將民事強制執行法列入立法日程。民事強制執行法是與民事實體法相配套的民事程序法,是實現債權人民事權利的動態法。在債務人缺乏誠信甚至惡意逃債的情況下,沒有民事強制執行法的保障,民法中的權利保護是殘缺不全的,民事責任的追究也會失去意義。   建立既判力制度,終審和訴訟終結制度。學者們建議,要落實終審和訴訟終結制度,應當完善關於判決效力制度體系的建構,建立既判力制度。雖然民訴法第124條第5項間接規定了判決的既判力效力,但由於沒有對既判力的主體範圍、客體範圍、時間範圍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在實踐中很難將終審、終結案件落到實處。   完善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在完善民事檢察監督方面,有學者認為,應進一步落實民訴法關於民事檢察監督原則的規定,明確檢察建議的適用對象、程序;進一步明確執行監督的具體措施和制度。同時,加強對司法領域職務犯罪的檢察監督,尤其是加強對審判人員、執行人員審理、執行案件時的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監督。   此外,學者們還對訴權、訴訟保全、審前程序、ADR(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與民事訴訟的關聯、證明責任、再審程序、檢察監督的實施等諸多問題,結合實踐進行了深入研究。   (作者分別為中國民事訴訟法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2014法學理論盤點:重點研究民訴法理解與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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